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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没机会,而是你没做出选择“毕业”

发布时间:2020-03-27 17:53:26 编辑:笔名
《孔子——即凡而圣》中译出版以后,我固然以为出版社会给芬格莱特先生寄去两本作为记念,但不知为什么他最初一直没有收到,以至于曾专门来信询问。

芬格莱特先生其实更是一个西方哲学的专业哲学家,他在西方的影响其实不限于学界,而是扩大到了公共领域当中。在《痛饮:酗酒为患的迷思》一书中,他以周密的论证否定了酗酒是一种疾病的流行理论。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和结论,曾被美国最高法院在1988年的一次断案决议中援以为据,帮助两名复员军人得到了他们享受教育的权益。


本日(2018年11月5日)上午接到加州友人发来的消息,芬格莱特(HerbertFingarette)先生于11月2日清晨去世了,享年97岁。


突然提起芬格莱特这个名字,且不论普通大众,也许相当一部分学界人士恐怕也未必耳熟能详。但是,如果提起《孔子——即凡而圣》(Confucius:TheSecularasSacred)这部2000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列入“海外中国研究丛书”出版的著作,我相信,不但一些相关的研究者,也许很多爱好传统文化尤其儒学的社会人士,也多少都会知晓,乃至在不同程度上浏览过。而芬格莱特先生正是此书的作者。


当初“海外中国研究丛书”的负责人找我翻译此书时,并未说到译者与出版社签订合同事。那时我自己觉得是友谊帮忙,也没好意思提出。所以该书后来究竟销售了多少册,我是完全不知道的。但是,据悉该书后来不断重版重印,不管读懂与否或读懂多少,读者的数量明显并不在少数。如此看来,芬格莱特先生在中文世界的读者,恐怕比在英语世界的读者要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最少就他的《孔子——即凡而圣》这部书来讲,是可以断言的。该书1970年出版以后,虽然在英语世界的学界一度产生很大影响,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,但毕竟限于非常有限的专业学者群,远不能像中译本在中国那样广为销售。


有趣的是,芬格莱特先生在中文世界作为孔子的研究者为人所知,但在海外的“汉学”甚至“中国研究”领域,他并不能以专家著称,虽然他的《孔子——即凡而圣》在英语世界的中国哲学圈子里早已成为一部必读书了。由于芬格莱特先生几近完全不通中文,只能依赖英文翻译来研读论语和相关的研究著作。但另一方面,芬格莱特先生其实更是一个西方哲学的专业哲学家,在西方哲学的领域里取得过卓着的成绩。例如,除《孔子——即凡而圣》以外,他几近所有的著作,包括《转化中的自我:心理分析、哲学与精神生活》(TheSelfinTransformation:Psycho ysis,PhilosophyandtheLifeoftheSpirit,196 ),《自欺》(Self-Deception,1969),《有罪精神错乱的涵义》(TheMeaningofCriminalInsanity,1972),《智障与罪恶》(MentalDisabilitiesandCriminalResponsibility,1979,该书是与其女儿的合著),《痛饮:酗酒为患的迷思》(HeavyDrinking:TheMythofAlcoholismasaDisease,1988),《死亡:哲学的探测》(Death:PhilosophicalSoundings,1999)和《厘定责任:心灵、法律、神话与文化的探索》(MappingResponsibility:ExplorationsinMind,Law,Myth,andCulture,2004),都是西方哲学专业领域内部的作品和成果。


芬格莱特先生的研究广泛触及心灵哲学、心理学、伦理学和法学等领域的许多基本问题,被誉为“美国长期以来最具原创性和启发性的哲学家之一”(另外一位已故哲学家RobertSolomon的话)。由于其作为1名当代哲学家的杰出贡献,芬格莱特先生曾获选担负1976—1977年度美国哲学协会太平洋区域的主席,并于1984年受邀担负全美大学资优生联谊会Romanell哲学讲座的首位主讲。此外,他还曾取得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(UCSB)的卓着教学奖,担任过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、美国精神健康研究所、伦敦国王学院等机构的研究员。而由MaryI.Bockover编辑出版的《规则、礼仪和责任:献给芬格莱特的文集》(Rules,Rituals,andResponsibility:EssaysDedicatedtoHerbertFingarette,1991)1书,包括芬格莱特的思想自传、九位一线学者对其思想不同方面的研究论文、和芬格莱特对每篇论文的回应,作为一份致敬芬格莱特的献礼,则充分反映了业界同行对其学术成绩的高度肯定。


另外,芬格莱特先生在西方的影响也其实不限于学界,而是扩展到了公共领域当中,对解决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产生了积极的作用。例如,在《痛饮:酗酒为患的迷思》一书中,他以周密的论证否定了酗酒是一种疾病的流行理论。他的这1研究成果和结论,曾被美国最高法院在1988年的一次断案决议中援以为据,帮助两名复员军人得到了他们享受教育的权益。按照本来酗酒被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认定是一种疾病的说法,那两位退伍军人将没法获得相干的教育权益。另一方面,根据芬格莱特先生之说,如果酗酒并不是一种疾病,而只是一种终究可以调理的行为,那末,酒醉产生的种种问题,就都不能够成为各种过失和犯法逃脱法律制裁的理由了。如果我们了解美国判例法(caselaw)的特性,就知道芬格莱特的观点被最高法院作为断案的根据,会在公共领域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。


我跟芬格莱特先生发生接触,当然是源于翻译他的《孔子——即凡而圣》。他虽然不算是“汉学”和“中国研究”领域的专家,但这本书在西方的“中国哲学”圈子里,或说对西方的哲学专业领域里那些对中国哲学有兴趣的学者来说,却可谓经典,几乎成为儒学研究的必备参考书。这本书其实是1本“小书”,以至于当初要出中译本时,需要补充他的几篇相干论文,合成一册,才不致使得该书的篇幅太小。但是,学术作品特别是哲学著作有的时候明显并不是以篇幅论轻重的。由于芬格莱特先生本身是一位富有原创性和洞见的哲人,透过英译的《论语》,在自然而然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和解读的支援意识(subsidiaryawareness)之下,他还是捕捉到了孔子思想的重要特点,即内化了的“礼”所造就的君子人格。当然,从中国传统学者的角度来看,孔子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看到“礼”背后的“仁”。只有以“仁”为基础,“礼”才不会沦为“虚文”。孔子所谓“礼云礼云,玉帛云乎哉?”的反问,正是要表达这一层意思。当初中国学人如刘述先先生等人担心,包括芬格莱特先生在内许多西方学者对“礼”的强调,不免存在一种“礼俗主义”(ritualism)的危险,缘由也在于此。不过,芬格莱特先生虽然未必能对“仁”应作为“礼”的根基这一点有足够的认同和肯定,却也清楚地了解,日常生活中“礼”的实施不能只是一种机械的肢体操作。他将孔子比喻为音乐大师,将其与那些只会依照乐谱来演习的平庸之辈区分开来,正是对这一点有着充分的意识。


除翻译《孔子——即凡而圣》的因缘以外,我和芬格莱特先生还有其他的交换。记得《孔子——即凡而圣》中译本出版以后,他曾经寄赠了1本新出不久的《死亡:哲学的探测》给我,扉页上有他的亲笔签名。我后来应邀为艾文贺(P.J.Ivanhoe)和AmyOlberding合编的《传统中国思想中的死亡》(MortalityinTraditionalChineseThought,SUNY,2011)1书撰写专章“DeathastheUltimateConcernintheNeo-ConfucianTradition”,讨论宋明理学尤其阳明学对“死亡”问题的看法,虽然是基于理学传统的各种原始文献并从其内在理路展开论述,但如今回想起来,浏览芬格莱特先生所赠这本著作的经验,对那一章的写作恐怕无形中也有助益。也正是因此,我也曾专门将那一章寄给他。我第一封邮件(2010年8月27日)忘了将文章附上,结果,他在第二天(2010年8月29日)给我的回邮中特别用大写的字体写道:“YOURNEWESSAYWOULDBEOFGREATINTERESTTOME,BUTUNFORTUNATELYICOULDNOTFINDANYATTACHMENTTOYOURLETTER.ILOOKEDVERYCAREFULLY,BUTTHEREWASCERTAINLYNOATTACHMENT.PLEASESENDTHEESSAYTOME.”此例足可见老先生的认真。


《孔子——即凡而圣》中译出版之后,我固然以为出版社会给芬格莱特先生寄去两本作为纪念,但不知为何他最初一直没有收到,以至于曾专门来信询问。老先生信写得很客气,意思是他没有中译本,如果方便,请我代劳,他可以自己买两本。惋惜一定年代之前的邮件,邮箱系统不再保留,这封邮件如今已无存了。后来我联系出版社的编辑,告知此事,才得到两本给他寄去。由于芬格莱特先生这本《孔子》中译本的缘由,2007年姜新艳教授编辑《英语世界中的中国哲学》一书时,曾邀我翻译芬格莱特先生的“GettingRightsRight”1文。但因我当时正有哈佛之行,便约请当时尚在清华读研究生的陈浩担纲译事,由我负责译文的校读和修订。我在2007年7月28日给芬格莱特先生的邮件中,聚集了校读时遇到的一应问题,尤其是原文注释中一些问题,他在7月 1日即回邮给我,逐一详细答复。这件事情,也一样可以为老先生的一丝不苟提供例证。


我与芬格莱特先生的交往其实不密切,最近的一次通邮已是在2012年的1月2日了,那是1封新年互致问候的通讯。由于他一直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执教(1948—1988),所以我印象中他也一直居住在圣芭芭拉。但是,收到他在柏克利去世的消息,我检索以往他和我的通邮,才发现他曾在2010年8月 0日给我的邮件中提到他的地址,那已是柏克利了。这不能不让我感到十分的遗憾。如果不是我错觉他一直住在圣芭芭拉,去年4月我应齐思敏(MarkA.Csikszentmihalyi)教授之邀赴会柏克利时,虽然只有短短数日,我应当可以找个时间专程去看望他。由于我以往始终都是在电子的世界里和他往来,素未一睹老先生的容颜。这个遗憾,如今也只能还诸天地了。不过,我之前见过老先生的照片。与其友生笔下用来描写他的若干词汇如mildmannered、uncommonlykind、gentlemanly和soft-spoken相对照,真是若合符节,足以印证“相由心生”这1观念。中国思想传统中“温其如玉”、“有道气象”一类用来描绘“君子”形象的词语,完全可以用来形容芬格莱特先生的容颜留给我的观感。


据悉,芬格莱特先生2007年即由圣芭芭拉移居柏克利,住在家人附近。2011年太太去世以后,芬格莱特先生即由女儿和女婿一家照料生活。临终之前,老先生由家人环绕,也可谓尽享天伦了。写到这里,我的脑海里再次浮上芬格莱特先生的面容。祝贺他在另一个世界里,继续过他自己喜欢的生活!


(作者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求是特聘教授)


(编辑:王怡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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